1966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大体告捷，国家步入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轨道之际，一场从意识形态批判逐步演变为针对党的高级领导层的政治运动悄然兴起。一场历时十年、给党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拉开序幕。
毛泽东发起这场“大革命”的初衷，旨在遏制资本主义复辟的势头，捍卫党的纯洁性，并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此时他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误判已愈发严重，坚信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峻威胁。过去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均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唯有采取果断行动，公开、全面、自下而上地动员广大民众，方能揭露党和国家内部的阴暗面，夺回所谓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正是这一思想在六十年代中期主导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海瑞罢官》的核心问题在于‘罢官’。”此言使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自此，批判的范围迅速扩散。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主持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着手草拟《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通称为“二月提纲”），旨在对学术批判中显现的“左”倾倾向实施必要的限制。该提纲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审议中获得通过，并向身处武汉的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汇报。随后，于2月12日，该提纲正式向全党进行转发。
与此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撑持下，于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文艺领域正遭受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独裁，呼吁大家“坚决发起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番严峻的政治指控，不仅针对文艺界，亦波及至一些中央领导人物。
与此同时，批判《海瑞罢官》的风波中，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不幸被诬陷，其职务随即被免去；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及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则被指控“篡军反党”，遭受了软禁的待遇。到了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及北京市委亦被指责为庇护恶人，压制左翼力量。因此，彭真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工作亦被暂停。
“那些混入党内、政府、军队以及各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际上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会企图夺取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潜伏在我们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这些论断，错误地将阶级斗争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了阶级斗争，成为其重要依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了批判，并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议上的发言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企图发动政变的谣言，极力推崇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担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担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其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指挥机构。自此，“文化大革命”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大中小学的学生纷纷挺身而出，率先发起了对修正主义的抵制。在短暂的时日里，学生自发组建的“红卫兵”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在各地掀起风浪，对学校领导和教师进行批斗，甚至一些党政机关也未能幸免于冲击。这场运动迅速从党内蔓延至社会，社会动荡的阴霾随之笼罩。
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指导下，党中央作出决策，派遣工作组深入大中学校，协助进行运动，以期平息动荡局势。各地工作组在运动领导工作中，虽赢得了多数民众的支持，却加剧了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关于运动处理方式，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与中央文革小组间的分歧日益激化。工作组被诬指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最终决定撤销工作组。
自8月1日至12日，党召开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此期间，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指出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领导机构，其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全会通过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指导方针，对于运动的目标、依靠力量以及方法等核心问题，作出了具有严重错误的决定。此外，全会还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被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发动的观点，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我党在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之后，迅速步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面对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的丰富阶级斗争经验，使得人们在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多新矛盾时，往往倾向于沿用和照搬旧有模式，将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视为主要矛盾，并采取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中行之有效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也容易被当作构建理想社会的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得人们逐渐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坚持这种误区被视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事业，而对这种误区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则难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反对。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蔓延。加之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未能顺利推进，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这使得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及时纠正，也为林彪、江青等野心家得势横行提供了可乘之机。
自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起初，该运动旨在破除所谓的“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演变为抄家、殴打、破坏财物。无数珍贵的文化典籍化为灰烬，众多国家文物遭到劫掠，众多知识分子、民主派人士及干部遭受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发了各地党组织及众多干部群众的不满与抵制。然而，当时这种不满与抵制却被视为是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伊始，在张春桥与姚文元的精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势力成功夺取了该市的党政领导权。此举受到了广泛的认可。进入一月中旬，一场由造反派主导的、旨在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各地。这场夺权风潮一旦掀起，便势不可挡，迅速演变成了一场“打倒一切”的全面混乱。
自“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以来，党内领导层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对“左”倾错误及极左思潮进行了程度不一、形式多样的抵制与抗争，且这种抵制与抗争持续深化。抵制与抗争的表现各异，有的以消极态度面对批判与造反，坚守岗位，致力于工作和生产；有的则对武斗与破坏行为表示抗议，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举措提出严厉的批评。1967年发生的二月抗争便是一个典型的重大事件。当年1月19日和20日，在中央军委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定地反对了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鼓吹军队应与地方同步进行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辩论中，叶剑英和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对江青等人进行指责。进入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如党的领导、老干部的地位、军队的稳定等，纷纷拍案而起，连番痛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的乱党乱军行径。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行为，却被江青等人恶意诬称为“二月逆流”，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规范混乱局面，毛泽东同志提出号召，要求群众团体达成广泛联合，公正对待各级干部，并派遣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即支持左派、支持工人、支持农民，进行军事管制和军事训练。同时，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校园，并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公告，旨在遏制武斗的扩散，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财产安全。尽管这些举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问题，但它们在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历经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荡和错综复杂的权力争夺战，除台湾省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均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集党组织和政府权力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筹备党的九大，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得以召开。面对党内生活极度混乱的背景，会议批准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主导编制的关于刘少奇同志的“审查报告”，在该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被错误地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宣布“将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之后，刘少奇同志含冤离世。这起事件成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最为惨痛的冤案之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我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共计1512名。彼时，全国党员总数达到2200万，然而，各省、市、自治区乃至基层党组织的恢复与建立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党员尚未恢复参与组织生活的权利。整个大会笼罩在浓烈的个人崇拜氛围之中。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其核心内容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阐述。报告大力宣扬该理论的“伟大贡献”以及“革命”的辉煌成就，却对党如何领导与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鲜有涉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我国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该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判断完全错误。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未对党员权利作出规定，却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等人的亲信和骨干占据了半数以上，而许多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功勋卓著的革命家却被排除在外。九大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增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此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指导方针均存在严重错误。
林彪集团覆灭及纠左努力
自党的九大落幕，一场名为“斗、批、改”的运动在我国全面铺开。依据毛泽东的构想，“斗、批、改”涵盖了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展大规模批判、整顿阶级队伍、整饬党的组织、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下放科室人员等多个阶段。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包括了“教育革命”以及知识青年下乡等措施。毛泽东力图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实现“天下大治”的理想，并寄寓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愿望。然而，“斗、批、改”实质上是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在各行各业具体化，导致党内和社会的矛盾持续加剧，进而加剧了引发动乱的因素。
九届二中全会落幕之后，林彪势力达到顶峰，与江青集团之间的权力争夺愈发激烈。他们深恐江青集团的影响力超越自身，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受到动摇，于是企图提前篡位。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大集团长期积聚的矛盾终于爆发。林彪集团的阴谋及其派系活动被揭露并受到严厉批判，毛泽东随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其势力。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不惜冒险一搏。林彪之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其秘密小团体密谋发动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然而，毛泽东、周恩来二人机智地挫败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坐飞机慌忙逃窜，最终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这场运动对党和国家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是否成立？社会的混乱是否真能导向秩序？林彪事件促使众多干部和民众从个人崇拜的迷雾中清醒，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执行产生了质疑。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撤销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毛泽东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要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诬陷而被撤销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做自我批评。这些行动为加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
自“批林整风”行动启动，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坚定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精准地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倡议，极大地推动了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落实，让众多被打压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得以重返领导岗位。面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活动的破坏，周恩来指导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整顿企业的策略，恢复了被破坏的规章制度；通过大幅削减基建规模、精简员工人数等手段，有效解决了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超出指标的问题，成功扭转了国民经济的下滑态势。面对江青集团施加的所谓“崇洋媚外”的指责，周恩来坚持努力拓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成功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单机。在农村领域，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明确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并非资本主义。在科学教育方面，周恩来强调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的紧迫性，并提议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同时，他还致力于落实党的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是1967年2月前后众多中央领导同志呼吁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正确举措，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左倾向的首次纠偏。经过将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领域工作均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毛泽东看来，批判极左思潮与否定“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联。他坚信，当时的任务是继续反对“极右”，而非批判极左。因此，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工作被迫中止。
自林彪事件爆发以来，党内诸多关键的组织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紧迫的任务是修订包含林彪作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并组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果断决定提前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隆重召开。当时，全国共有2800万名党员，1249名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十大延续了九大的“左”倾路线，继续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坚持“文化大革命”。这种“左”倾的指导方针使得“文化大革命”的持续时间不断延长，其破坏性后果也日益凸显。在上海发起造反运动的王洪文，在十大上竟然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一批自“文化大革命”初期便遭受打击和迫害的老干部得到了解放，其中部分老干部甚至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人则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自第十次大会之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部结成了所谓的“四人帮”，这使得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扩张。
与“四人帮”的斗争及1975年的全面整顿行动
“文化大革命”的漫长持续与屡次起伏，使得民众对于接连不断的政治动荡逐渐滋生出强烈的厌烦情绪。对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以及生活水平的提升，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抱有普遍而迫切的期待。自“十大”之后，党内围绕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等问题，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
在十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屡次强调，应将批判林彪的行为与对中国古代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批判相结合。1974年1月，一场名为“批林批孔”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毛泽东对此运动的批准，不仅源于林彪曾私下推崇孔孟学说，更是为了借助宣扬历史上法家主张变革、批判儒家抵制变革的理念，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四人帮”借助“批林批孔”运动，将锋芒直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先辈。他们频繁在各种集会发言中，公然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及军队中的诸多干部，并指使旗下写作团队发布大量所谓的“批孔”文章，暗指周恩来为“当代之儒”，对周恩来此前恢复“文革”前一系列正确政策措施以及执行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无端攻击。他们的追随者在各地大肆揪斗老干部及知名人士，趁机大行突击入党、突击提拔干部之实，使得社会秩序再次陷入混乱，原本有所恢复的国民经济亦遭受严重破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这时，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四人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于首都北京隆重召开。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这一在二十世纪内达到的宏伟目标，以此将全国人民的焦点重新聚焦于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伟大事业。这是历经“文化大革命”动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期盼。四届全国人大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为邓小平同志日后主持国务院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此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完全摆脱“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邓小平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邓小平还在六十年代初党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快工业、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重要观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与“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毛泽东赞同邓小平负责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尽管如此，他仍旧坚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为深入阐述发动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毛泽东于1974年10月至12月期间，在数场谈话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的若干理论问题。他期望邓小平在认可“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团结，并推动国民经济的繁荣。然而，随着整顿工作的不断深入，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并逐步演变为对“文化大革命”较为系统的纠正。这一趋势不仅遭到了“四人帮”的激烈抵制，也超出了毛泽东的容忍范围。1975年11月下旬，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次年更名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运动不仅违背常理，更失去了民心，再次引发了社会动荡。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愈发不满，对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愿望的渴望愈发强烈。